那年我十西岁，名字叫陈默，沉默的默。
我以为人生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教室，日光灯永远惨白，照得人手背上演算公式的铅笔影子像一道道纤细的枷锁。
那是个周五的晚上，空气里弥漫着周末将至的虚假繁荣。
我刚从物理竞赛班回来，书包沉甸甸地坠在肩上，里面装着今晚必须完成的三张卷子。
钥匙***锁孔的声音还没落下，母亲的声音己经隔着门板传了过来，带着一种刻意调整过的平静：“默默回来了？
快洗手，饭要凉了。”
餐厅的灯光是暖黄色的，却驱不散某种寒意。
父亲坐在他对惯常的位置上看报纸，眉心习惯性地蹙着，像是对整个世界版的新闻都不太满意。
他没抬头，只是从报纸后面发出声音：“今天随堂测的成绩出来了吧？”
我的喉咙有些发紧。
“嗯”了一声，从书包里抽出那张折痕清晰的数学试卷，递了过去。
95分。
一个不算差，但绝对算不上“好”的数字。
父亲放下报纸，拿起试卷的动作很慢，像在掂量一件出土文物。
他的目光在分数上停留了三秒，然后开始扫描那些被打上红叉的题目。
空气凝固了，只剩下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，一声声，敲在我的神经上。
“这道题，”他终于开口，手指点在一条关于二次函数的题目上，“上周补习班李老师不是重点讲过同类型？
思路呢？
审题呢？”
他的声音不高，甚至算得上平稳，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，敲打在我绷紧的鼓面上。
我低着头，盯着碗里米饭的热气一点点散尽，脑子里想的不是函数图像，而是下午课间时，窗外操场上传来的、模糊而欢快的打球声。
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过来，轻轻放在我手边，打圆场道：“95分也不错了，孩子最近也挺累的。
先吃饭，吃完再订正。”
“不错？”
父亲抬起眼皮，看了母亲一眼，那眼神让她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
“一次不错，次次不错，重点高中的门槛就会为你降低一分吗？
我们辛苦工作，省吃俭用送你上最好的补习班，不是为了让你考个‘不错’就满足的。”
他没有咆哮，没有怒斥，只是用一种陈述事实的口吻，列举着他的付出与我的“不够”。
这种冷静比愤怒更让人窒息。
它像一种无形的、高强度的压力，从西面八方挤压过来，把我固定在这个餐桌椅上，动弹不得。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我其实很累了，想说我们班第一名这次也只考了98分，想说能不能这个周末让我休息半天……但所有的话涌到嘴边，看到父亲那双沉淀了太多岁月疲惫和未尽期望的眼睛，又一点一点，艰难地咽了回去。
喉咙里梗着什么，硬硬的，有点疼。
那一刻，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仿佛被装在一个完全透明的罐子里。
罐子外面，贴着硕大的“为你好”标签，如此正确，无可指责。
罐子里面，填充物是写满公式的卷子，是排到深夜的课程表，是父母那平凡如尘埃的一生里，全部未能实现的野心与期许，它们被像营养液一样，一点不剩地、不容拒绝地灌注到我这根“独苗”里。
压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，从我被命名为“陈默”的那一刻就如影随形。
而我，偏偏生了一副逆来顺受的骨头。
那些属于少年人的、理应爆发的叛逆和呐喊，最终都只是沉默地咽下，沉入肠胃深处，在年复一年的消化液里，发酵成一种近乎僵硬的麻木。
父亲终于放下了试卷，拿起筷子。
“吃饭吧。”
他说。
我拿起筷子，扒拉着碗里己经微凉的米饭。
咀嚼的动作机械而重复，像极了我的生活。
罐子依然密封着，我坐在里面，能看清外面的一切，却呼吸不到属于自己的空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