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的山东农村，像块被老天遗忘的旧布，皱巴巴地铺在华北平原的边缘。
秋风吹过光秃秃的田埂，卷起的不是麦浪，是混着尘土的枯草，落在李家低矮的土坯墙上，连点声响都没有。
李家人正围着土炕打转，炕梢堆着的破棉絮里，传来一声微弱的啼哭，像刚破壳的雏鸟，细弱却执拗。
接生的王婆子擦了擦额角的汗，对着炕边蹲坐的男人道：“大喜，是个丫头。”
男人叫李老栓，西十岁出头的年纪，背却己经驼得厉害，脸上的皱纹比田埂里的裂缝还深。
他抬起布满老茧的手，挠了挠枯黄的头发，没说话，只是往灶房的方向望了一眼——锅里煮着的地瓜汤，是全家今天的口粮。
“就叫桂香吧。”
里屋传来个虚弱的声音，是孩子的娘，王氏。
她刚熬过鬼门关，脸色白得像窗纸，眼神却落在襁褓里那团小小的身影上，带着点微弱的光，“桂花开的时候香，盼着她能沾点喜气，少受点罪。”
李老栓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应了。
他走到炕边，小心翼翼地掀开裹着孩子的破布角，看见一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小嘴却抿着，像是在使劲儿。
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，日子更紧巴了，可这毕竟是条命，是他的娃。
那时候的李桂香还不知道，她降生的这一年，注定是个多事之秋。
村口的老槐树下，近来总聚着些神色慌张的人，说北边来了日本人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
李老栓每次听见，都要把孩子们往屋里赶，骂一句“别瞎听外人胡咧咧”，可夜里，他总会蹲在院门口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烟袋锅里的火星在黑夜里明灭，像他心里悬着的石头。
桂香的童年，是在饥饿和恐惧里泡大的。
她记事起，就没吃过一顿饱饭。
地瓜汤是家常便饭，偶尔能掺点玉米面，就算是改善生活。
她和两个妹妹穿着打了无数补丁的衣服，冬天冻得手脚生疮，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身包，却还是要跟着爹娘下地。
小小的手攥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，在地里刨着野菜，只要能填肚子，不管是苦的涩的，都往嘴里塞。
更让人心慌的，是日本人的影子。
村里的狗一叫，家家户户就赶紧关门闭户，大人捂住孩子的嘴，躲在炕洞或者柴房里，大气都不敢喘。
桂香西岁那年，亲眼看见隔壁村的张大叔被日本人带走，再也没回来。
后来听大人们说，张大叔是因为给八路军送过信，被活活打死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
那天晚上，桂香缩在娘的怀里，浑身发抖。
王氏抱着她，拍着她的背，声音哽咽：“香儿不怕，有娘在。
咱好好活着，活着就有盼头。”
可盼头还没等来，厄运就先来了。
桂香六岁那年，王氏得了急病，没钱看大夫，只能躺在炕上硬扛。
李老栓跑遍了全村，借了半袋小米，熬成粥喂给王氏，可她还是一天比一天虚弱。
临终前，王氏拉着桂香的手，眼神涣散，却还在念叨：“香儿要乖，要照顾好妹妹，要好好活着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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